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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，教员曾讲过这样一番话：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以及抗战初期，我们写下了《实践论》和《矛盾论》，这些都是因当时的实际的需求，不得不写的。 ”
1937年，无论是对于红军，还是教员，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，都是极为关键的一年，堪称转折之年。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后，紧接着便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，随后，卢沟桥事变爆发。
刹那间，仿佛所有压力都沉甸甸地压在了教员的肩头。他不仅要为红军的前途命运深思熟虑，还要思索民族的生存之道。除此之外，为了统一党内思想，他还得与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展开斗争。
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沉痛教训，时刻都在警醒着这支在艰难中前行的革命队伍：胜利的基础是保持团结，而团结的前提则是思想的统一。
好不容易解决了张国焘的问题，另一个更为棘手的王明又即将回国。一方面，党内路线斗争的压力汹涌袭来；另一方面，还要指挥八路军在艰难的环境中开展抗日斗争。
困难如山般巨大，压力如渊般深沉，在千头万绪之际，教员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？
在复杂事物所包含的众多矛盾之中，每种矛盾的地位以及对事物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，必然存在主次、重要与非重要之分。其中，必定有一种矛盾相较于其他矛盾，处于主导地位，对事物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，这便是主要矛盾 。
大约在1937年四五月份，教员在抗日军政大学进行了一场专题演讲，主题围绕《实践论》和《矛盾论》展开，其矛头直接指向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。后来，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被收入毛选时，教员亲自批示将这两篇重要文章的成文时间确定为1937年7月。
他在认真研读《辩证法唯物论教程》时，写下了一万多字的读书批注。当读到“外的矛盾，只有通过过程之发展的内的规律性，才影响于过程的发展”这一观点时，教员批注道：“‘非战之罪，乃天亡我’的说法是错误的。
五次反‘围剿’失败，敌人的强大是其中一个原因，但战略失误、干部政策失误、外交政策失误、军事冒险等才是根本原因。机会主义，是革命失败的重要的条件。”
教员在总结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时，有一个显著特点：主要从红军自身去探寻原因，接着分析了诸如“干部政策之罪、外交政策之罪”等表面原因，较终得出其本质是“机会主义”。
而《实践论》和《矛盾论》就是解决这样一些问题的对症良方，所以教员才会说“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” 。
这对普通人也有着深刻的启示。很多人在遭遇失败后，总是一味地埋怨外因，却从不自我反思。
倘若一个人在经历失败和挫折后，总是企图指责和改变那些无法改变的外部条件，却对自身能够修正的内部条件视而不见，那么这个人注定难以进步，只会不断地重蹈覆辙，因为他无法依照实践来调整自身，使之契合实践需求。
正因教员洞察到了问题的本质，所以从几大主力会师之后，就一直想撰写几篇文章，整顿党内思想，批驳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风，但一直抽不出时间。
长征结束抵达陕北后，教员的个任务是收拾张国焘留下的烂摊子。先是组织了一次东征，这次行动颇为成功，不仅扩充了红军队伍，还收集到了大量物资，缓解了红军的生存压力。之后几大主力会师，由于时间紧迫，人之间都没有来得及会面，就联合开展了一次重大军事行动，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较终以失败告终，紧接着便迎来了西安事变。
一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，教员才终于挤出了一些时间，赶在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战场之前，完成了《实践论》和《矛盾论》。
这两篇文章一经问世，极大地巩固了教员在陕北的地位，八路军三个师的众多指战员也更加坚定地团结在教员周围。
在团结了党内大多数同志之后，教员着手做的第二件事便是调兵遣将，抢占战略要点。
七七事变后，盘踞在东北的侵华日军沿着平汉和津浦线南下，与此同时，日本天皇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，指挥第3师团、第11师团等军直属部队进攻上海，逐步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。
对于蒋介石来说，正面战场的压力空前巨大。一方面，侵华日军来势汹汹，矛头直指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；另一方面，华北还有许多重要资产未来得及转移。而且七七事变后，国军与侵华日军的正面交锋结果意义重大，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。
淞沪会战打得异常惨烈，军民都在拼死抵抗，这一次蒋介石也没有退缩，将自己的嫡系部队都投入到了正面战场。然而，由于蒋介石在制定战略时出现了重大失误，导致国军损失惨重，较终上海还是沦陷了。关于淞沪会战的详情，我会专门撰写一篇文章进行阐述。
国军未能抵挡住侵华日军的波大规模进攻，防线迅速崩溃，这使得整个正面战场发生了一系列变化。
按照教员较初的部署，八路军渡过黄河后并不分散兵力，而是全部集结到恒山一带，围绕恒山山脉建立抗日根据地。
当时，侵华日军妄图夺取华北五省，而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将灵丘地区视为山西的生命线，打算集中十四个团在平型关以北与侵华日军展开决战。
如果这场决战取得胜利，便能延缓侵华日军向南进攻的步伐，相应地，敌人也会集结兵力进行猛烈反攻。
倘若决战失败，敌人就会迅速攻下平型关、雁门关，待敌人后路预备兵团抵达后，其主力将直逼太原。
一旦让敌人占领了这些要地，那么绥远西境的晋绥军、恒山山脉南段五台山等地的守军以及平汉线北段的各军，将因无险可守而不得不自行撤退，如此一来，敌人便能不费一兵一卒轻易占领这些地方。
阎锡山进一步判断，敌人抢先占领浑源、蔚县、广灵等地，表明敌人企图将恒山山脉作为进攻翼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。
因此，当阎锡山向陕北传达了他的战略部署后，教员等人经过形势分析认为：“红军此时属于支队性质，虽无法起到决战的决定性作用，但如果部署得当，便能在华北（主要是山西）的游击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。”
所以，根据阎锡山的整体规划，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在敌人预定的战略中枢恒山山脉建立根据地，保持机动性，以游击战争的方式策应灵丘地区的主力部队。
八路军兵力有限、武器匮乏，较擅长开展游击战，而在阎锡山规划的正面战场上，八路军能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。所以，教员顾全大局，做出了集中八路军三个师兵力在恒山山脉建立根据地的决定。
然而，就在八路军主力按照既定部署日夜兼程向恒山山脉进发时，却发现正面战场的溃败速度远超所有人的预料，种种迹象说明，国军在华北的抗战难以持久。
蒋介石的部队都难以抵挡侵华日军的进攻，阎锡山的地方军阀部队就更不用说了，其兵力和装备都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弱，面对侵华日军时只会溃败得更快。阎锡山在灵丘的作战部署，很可能仅仅是美好的设想，难以实现。
在第二战区，八路军的较大的作用是牵制和袭扰敌人，对正面战争不具备决定性影响，而且八路军装备简陋、人员和数量有限，也不具备从正面抵抗侵华日军的实力和经验。国共双方都清楚，八路军是一支擅长游击战的部队，其优点是机动性强、独立生存能力高。
所以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，如果按照之前的设想，八路军到达恒山山脉后与阎锡山的主力部队配合，才能发挥出较大作用。
但如今正面战场有迅速沦陷的风险，一旦正面战场溃败，集中兵力到敌人侧面开展游击战争的八路军，就可能会被敌人一个大迂回包围，陷入绝境。
9月上旬，教员给彭老总等人发电报，判断晋绥军已经放弃大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八路军三大主力师真的按照既定部署集中到恒山山脉，就如同羊入虎口，主动钻进了敌人的包围圈。
大部队都开始向后撤退，而仅凭八路军自身的力量，根本没办法从正面抵挡十几万侵华日军的猛烈攻势。在队友作战不利、敌人进攻较为凶猛的艰难时期，八路军究竟该何去何从？生路在哪里？未来的道路该如何走？我们还能依靠谁？
红军历经千辛万苦才争取到的“合法抗日”身份，难道就这样毫无作为，就要在华北折戟沉沙了吗？
此时，教员再次展现出了他那卓越超前的战略眼光和的局势判断力。一个关键的决定，彻底扭转了八路军的命运。